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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南都評論記者李靖云
在過去的一周，最流行的影片應該是由美國的非政府組織InvisibleChildren所拍攝的政治小短片Kony2012了。這個旨在通緝中非烏干達共和國一個犯有綁架和殘害兒童罪的軍閥Joseph K ony的視頻短片，上傳當天就被轉發(fā)了兩千多萬次，成為互聯網上前所未見的事件。在這個FaceBook的用戶已經超過全球任何一個國家人口的時候，人與人之間的聯系突然變得那么簡單。古希臘思想家亞里士多德最早指出政治源于人們對共同體的需要，當技術已經使得人們可以前所未有地接近時，古老的“政治”的內容也在悄然改變。阿拉伯那一波運動已經讓我們見識到了網絡對一國政治的影響，而這次Kony2012又讓我們發(fā)現網絡對國際政治的影響。正如溫家寶總理所指出的那樣，如何面對民眾在網絡上的“拍磚”，是政府需要面對的。這其實已經是一個全球政府需要應對的問題，本報就此專訪了杜伊斯堡大學政治學博士，清華大學政治學系講師吳強。
Kony2012是網絡政治動員新形式
南方都市報（以下簡稱南都）：從阿拉伯那一波運動以來，我們已經看到了許許多多的網絡社會動員形式。這次K ony2012的迅速流行，從具體內容到組織者都和之前不同，是否網絡政治動員的一種升華？
吳強：說是升華可能有些夸大，但確實是社會運動最新的一種形式。Invisible Children這個組織為此已經進行了九年的動員活動，各種方法都用了。他們希望引起關注，但是九年的努力都沒有Y outube這次傳播有效果。單從他們自己動員游說方式的對比，結果就已經很清楚了。同時K ony2012也應該說是突尼斯那一波運動以來，網絡社會運動發(fā)展的一個階段，雖然這是個小事件，小組織發(fā)動的，但是已經跨出北美，成為一個全球性的事件了，影響力之大可見一斑。那么我們就需要問的是，這種影響力究竟從何而來。
南都：那么這種強大的影響力從何而來？
吳強：因為新媒體本身的特性，它的碎片化，它的網絡性，它的快速傳播性，它更容易讓人接近，更方便讓人參與，W EB2.0本身就是很容易參與的一種形式。K ony2012最大特點就是，它是一種訴求很低、極易參與的動員。提出的要求很簡單，僅僅要求你轉發(fā)、關注。很自然地，也會自發(fā)產生一些積極分子，會去打電話給自己選區(qū)的民意代表，不管是市議員，州議員還是聯邦議員。相比傳統(tǒng)社會運動的號召，其訴求目標也不高，很難為民意代表所拒絕。像占領華爾街運動，要求你堅持下去，占領不止一天兩天。K ony2012目的就在于讓大家都知道。其次InvisibleChildren是個小組織，所要追查的烏干達軍閥JosephK ony，在國際上也算不上巨奸大惡。在政客看來這種事情完全無關緊要，沒有必要興師動眾去介入別國內政，破壞與非洲的關系。但是懲辦這個小惡誰又能做得到呢？讓那些受害者去尋求國際刑事法庭去抓嗎？國際刑事法庭是一直在通緝，但自身力量不足，也沒有一個政治實體給予支持，根本做不到。但他們利用社會運動的所有動員方式加上W eb2.0的巨大傳播效果，把這個小惡給抬起來，追求實現一個很小的正義。他們廣泛地去發(fā)動集會、游說，用搭便車的方式，比如在共和黨總統(tǒng)競選的初選會場上打出看板。現在有批評意見說他們只有百分之三十幾的善款是用在中非項目，其他的錢都用來做政治推廣和組織運營，這其實很正常，何況IC還獲得慈善導航的三星評級（最高等級是四星，K ony2012項目則獲得四星評價）。我個人看來，只要改變了公眾意識，其實目的就達到了。
南都：這實際上和職業(yè)政客主導的政治是兩回事了。
吳強：對。對于參與其中的普通民眾而言，很多政治上大的惡由政客替他們代表去做道德和法律上的商談，公民個人未必有興趣和能力去參與，而且還牽涉到許多原則性的問題。比如出兵伊拉克，伊朗的核問題，阿富汗的反恐問題等等，這些大的政治議題都被政客和媒體所壟斷。相比之下，IC之類小型議題對他們來說可能是大事情。通過K ony2012，IC把政治和普通公眾的距離縮短，這才是所謂的非政府組織的藝術所在，讓普通人的生活政治化。
國際政治中道義協(xié)助與干涉已經趨強
南都：目前對它的批評的聲音也不絕于耳，有指出他們的數據夸大。烏干達的政府官員則表示，這個片子最大的特點是讓世界以為烏干達還處于戰(zhàn)亂之中，而事實上“圣靈抵抗軍”的主要活動區(qū)域已經是南蘇丹和中非等國了。那么K ony2012是否有混淆視聽，夸大事實的問題呢？
吳強：確實有這樣的情況，結合非洲和大湖地區(qū)這些年的變化，已經初步穩(wěn)定，走上欣欣向榮的發(fā)展道路了。特別是烏干達，與剛果、尼日尼亞以及南非并列為非洲四大新興國家，國際社會相當看好烏干達的轉型以及發(fā)展。但是Invisible Children作為一個非政府組織沒有義務去給它做正面宣傳。它關注的這個小的惡，可能正是烏干達的發(fā)展和轉型無暇顧及的、恰恰也是現有國際體系之下所忽略的東西。這里其實不存在所謂的武裝干涉的問題。真要等南蘇丹、中非政局穩(wěn)定了，這些國家自己來處理，那至少在20年后，其實已經晚了。
至于說南蘇丹問題，其實包括聯合國在內的國際社會已經為此焦頭爛額了十幾年，投入了巨大的精力，也有很多的國家、財團進行開發(fā)投資。而K ony2012完全是一個非政府組織動員民眾做自己選擇的事情，這其實是一個市場自由的問題。如何在非政府組織的公益市場上去競爭去得到最大化的關注，就是一個有關正義的問題。很多非政府組織的行銷就不成功，比如同樣是拯救南蘇丹的兒童疾病、飲水清潔的問題，但是并沒有K ony2012的傳播效果。Invisible Chil-dren長期也是默默無聞，一直在改善自己的營銷方式。對IC創(chuàng)始人來說，他個人關心這個問題的動因來自哪里？來自于他個人強烈的感受，一個受害者在他去采訪的時候打動了他，他把這個感受和大家分享，希望大家支持他，這就足夠了，這是一個志愿精神的自由，這是中國人很難理解的公益市場的自由。
南都：因為Invisible Children的游說，美國向烏干達派出了軍事人員，是否造成了新的霸權殖民干涉？
吳強：這樣看太簡單了。為滿足一個小型社會運動的號召，美國政府派出一百軍事顧問來幫助訓練烏干達軍隊，其實是美國外交中的Sm artPow er（巧實力）的運用：更好地結合全球社會運動的呼聲。一百名軍事顧問，就滿足國內幾千萬公民的訴求，贏得巨大的國際聲望和選民支持，實在太合算了。奧巴馬在國內政治議題上已經大量運用新媒體，現在外交也是利用新媒體，這是低成本的行動方式。不久前，他派出特種部隊去索馬里救出兩名人質，很直接地處理了自己可能的外交麻煩，這也是Sm art Pow er的一種展現。用突擊隊解決，這就是用最小的成本，換取外交最大的實惠。國際社會這些年其實一直在關注亞洲和非洲內戰(zhàn)國家，關于兒童兵的報道始終在持續(xù)，美國派軍事顧問去協(xié)助烏干達政府軍抓捕一個劣跡斑斑的反叛組織，可以說是很得人心的非傳統(tǒng)外交活動。新世紀以來，非洲已經發(fā)生了很大的變化，可能是過去十年世界上經濟增長最快的大洲。雖然說歐洲、美國政府一度從非洲退縮，但是他們的公民社會很積極，非政府組織并沒有退出非洲。當然也受詬病，說它們總是拿人權問題做文章。還有人批評他們以白人至上主義的心態(tài)，用傳統(tǒng)的新教普世主義的模式去介入非洲本土的這些事務。但是這種批評本身就帶有殖民主義的色彩，沒有這些非政府組織的介入，去迎合本土公民社會需求的話，那么非洲的情況會更差。
南都：非洲國家是否自身需要這樣一種介入呢？
吳強：這是最有爭議的問題。非洲需不需要一個外來組織幫他們實現一個小型的轉型正義，而且伴隨一個可能痛苦的社會記憶的重建過程中，喚起人們對一個有關戰(zhàn)亂故事的回憶？JosephK ony本人是死是活都已經是個謎了。對于有長期被殖民經歷的非洲而言，對于自己過去的災難，比如同處于大湖地區(qū)的盧旺達種族屠殺的問題，雖然已經恢復得很好了，但要是有外人展開調查，哪怕是受害者，那種強烈的民族感情就會自然涌現，認為這是對其內政懷疑，對于其有沒有正義的自我糾正能力的懷疑，就像中國今天的毛主義者很不情愿外部研究者來關注“文革”的受害者、大饑荒的受害者一樣。這時候就有一個問題了，如果當地人民不愿意恢復正義，那么外部的人有沒有權利去介入？這種介入不是傳統(tǒng)外交上的武裝介入，而是關于正義表達的介入，這才是問題的核心所在。在當地人的受迫害情結下，是否愿意接受外部社會對本國正義的矯正，這個問題沒有絕對的答案。(南方都市報www.nddaily.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網)
南都：從K ony2012的片子中可以看到很多烏干達人是主動尋求介入的，而且他們也是通過Invisible Chil-dren這個N G O組織來尋求幫助的，這意味著什么？
吳強：我們談的一般意義上的干涉都是法律意義上的干涉，國際社會基于國際法、國際關系準則展開國家之間的交往。現在的困惑其實來自于康德所謂的道德義務。這些N G O是基于一種道德上的義務。這種道德義務來源于人與人的交往。只要當地有一個人提出這種糾正需要，他們的行動就有了正當性，這就是道德義務，非常簡單，就像IC創(chuàng)始人。烏干達有自己的法律，人民對于其主權認同，這并沒有什么問題，但是外部人可以問，你們有沒有道德的虧欠？事實上這一點在1992年巴爾干危機的時候已經開始顯現了，當時直到出現了種族清洗，道德義務才足夠強烈需要進行法律的干涉。而烏干達的童軍問題遠未到那種程度。不過，隨著社會運動的發(fā)展和創(chuàng)新、特別是對普通人的動員參與之后，道德義務可能會越來越強烈。
互聯網改變了民族國家內部的政治內容
南都：K ony2012是否顯示了美國國內社會運動的一種變化，同時國內政治的新變化？
吳強：社會運動就是一種傳播的運動，已經逐步脫離了街頭形態(tài)，成了一種新型的以傳播為主的政治形態(tài)。哈貝馬斯把這個問題概括為交往理性問題，交往理性就是法律義務和道德義務互動的一個過程，也就是協(xié)商民主。協(xié)商本身帶有強烈的道德義務，行動卻可能很溫和。就美國國內政治而言，傳統(tǒng)以政客、利益集團為主的美國政治沒有什么變化。但是公民社會的政治主導性卻在加強，這一點和歐洲越來越相似。很多歐洲人都覺得奧巴馬政府一直在向歐洲政治學習，克隆歐洲社會民主政治的模式。奧巴馬力圖從公民社會中尋求民主的合法性，而非僅僅依賴傳統(tǒng)資源，如憲法、選舉、利益集團。在上世紀最后十年，有著托克維爾曾經描述的那么強大的公民社會傳統(tǒng)，很多人都在描述美國民主的衰敗，暗指就是公民社會的衰落，社會資本在減少。當時美國政治學會會長普特南就說美國人現在越來越孤獨，獨自去打保齡球的現象在增加。克林頓總統(tǒng)聘任他做政治顧問，專門請他去白宮講如何建設公民社會，這一進程在小布什時代也是繼續(xù)的，茶黨的出現、右翼公民社會的發(fā)展，某種意義上也說明美國公民社會在復蘇。奧巴馬不僅繼承了復蘇公民社會的路線，還向歐洲政治看齊。
南都：K ony2012影片還有一個特點，就是將很多大眾明星放到了一般政客之上，明星是否具備足夠的政治能力來做代表？
吳強：其實這種情況很普遍，比如達沃斯論壇，娛樂明星已經和政客并肩而坐，U 2的主唱波諾就和大國政客以及比爾·蓋茨等共同討論全球問題。喬治·克魯尼，安吉里拉·朱莉等等娛樂明星參與公民社會建設也早已經是一種潮流，朱莉在艾滋病、兒童救助等問題上多年都有參與，而且一直是聯合國大使，推動全球對兒童的救助，可以說他們已經是公民社會的先鋒。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大衛(wèi)·鮑伊參與反戰(zhàn)反饑餓，還被認為是出風頭，現在越來越多的人已經走上了這條道路。他們代表著公民社會與立法機構、與政客對話。政治舞臺是平等的，這些明星一直生活在舞臺上，有各種表演的技巧，有自己的擁躉，如果他們有政治能力、有政治意愿做代表，也會自然成為代表。
南都：當前中國已經擁有了世界上最多的互聯網用戶，這個事件對中國有什么現實意義呢？(南方都市報www.nddaily.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網)
吳強：當前中國的問題是，公民缺乏與政府的對話渠道。公民在網絡上的言論被收集起來，形成輿情報告，政府有選擇性的聽取。但是，正如溫家寶總理剛剛在兩會閉幕時提出的，他歡迎網友去中南海對話。對話非常重要，一切政治都應在對話中展開，中國外交不是一直在倡導用對話解決國際糾紛嗎？國內政治中，對話只能更重要，而且這種對話必須基于平等的基礎。K ony2012所展現的，是公民們通過打電話，寫E-m ail，在街頭喊話，娛樂明星們公開呼吁，等等直接性、公示性的對話，要求政客做出回應。現在中國也一樣，公民們在微博上的言論被說成喧囂也好、狂歡也好，就是要求對話。所以，在中國，重建對話對中國政治非常急迫、對于提高現行政治的合法性非常重要。當前，中國公民社會發(fā)展到了一定階段，當局也釋放了愿意對話的信號。這正是中國學習各種對話形式最好的時機，亟待建立一種商談政治框架，通過商談重塑政治的合法性。
